符 平 杨 典 ‖ 中国经济社会学40年： 传统、当下与未来

本文发表于《江海学刊》2019年第6期

作者简介

 符平，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杨典，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  

作为架接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门学问，经济社会学是当今最为活跃和最富有前景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之一。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虽然深受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经济社会学复兴的影响，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学家便已奠定对经济展开社会学分析的传统。当代学者并不是以赓续理论传统而是以转换学术范式的方式接续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学历经20世纪80年代的孕育时期、90年代的兴起时期和新世纪以来的发展提升时期，涌现出一批经验为本、理论导向的高质量成果，彰显了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经济社会学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作为经济学与社会学实现互融发展的纽带，未来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关键词   

经济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  经济与社会

一

经济社会学是将经济现象视为社会结构和历史经验背景下的一种社会现象，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其加以研究的社会学重要分支学科，是当今最为活跃和最富有前景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之一。经济社会学试图对包括市场组织在内的诸种社会组织，对包括追求货币收入目标和其他目标在内的行为，对包括经济增长（衰退）和其他社会现象在内的社会运行状态做系统的分析和解释。作为一门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互动中兴起的学科，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十分广泛，既包括生产、消费、企业、市场、金融与财政、经济制度与经济模式等经济学研究对象，也涵盖较少或不为经济学所关注的家政经济、自然经济、非正规经济以及知识、文化与经济关系等问题。总体而言，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关切是经济的演化与运作，并由两大部分构成：其一是经济现象的社会基础，即社会对经济的影响（比如社会制度如何塑造经济过程），主要是基于“嵌入性”这一基础性假设探讨社会性因素到底如何作用于经济，亦即其中的具体过程和机制为何；其二是社会现象的经济基础，即经济对社会的影响（比如市场理性、商业化的社会后果）。经济社会学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根植于具体的社会网络、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认知信念之中，只有深入识别经济活动与其所处制度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互动过程，才能充分理解经济的复杂性质和运作逻辑。因此，经济社会学是架接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门学问。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社会学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分析而获得极大发展空间的。通过强调经济与社会结构、制度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经济社会学直面当今重要经济现象和经济趋势的发生条件及其后果，既研究宏观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角色与市场组织过程和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也关注文化、价值和认知理念对微观经济行为的影响。因此，尽管当代的新经济社会学从行动者假设、分析方法到理论视角都展现出与主流经济学的巨大差异，但与经济学流派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社会学中的组织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及经济人类学等共享许多研究兴趣、基础假设、理论概念和分析视角。 经济社会学发轫于19世纪末期的欧美学界。目前，对于本学科的发展历程，经济社会学界的“三阶段说”基本形成共识，即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古典经济社会学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新经济社会学这两次高峰期，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低谷时期。在低谷时期，值得关注的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重心逐渐由德国、法国转向美国，帕森斯与其学生斯梅尔瑟合著的《经济与社会》被视为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作。 19世纪中期，西方思想革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先后完成。以大工厂、大工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重塑了整个社会，大规模生产资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商品生产从分散于手工作坊发展为集中到大型机器工厂，全球市场形成并深入发展，现代公司制度逐步规范、完善，跨国公司更是逐步具备了影响全球生产分工、改变生活方式的能力。同时，经济波动和商业危机频繁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愈发激烈，多国内部制度危机和民众的社会悲观情绪日益增长。面对当时社会的诸多变化，古典社会学家们都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并由此开启了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传统。 1879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William S.Jevons）在其著作中首次使用了“经济社会学”这一术语，随后该术语被社会学家接受，在涂尔干和韦伯于1890～1920年间的著作中得到采用。虽然经济社会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创建，但实际上早在经济学的古典时代，经济分析的社会学视角与经济学视角就很难严格区分开来，这尤其体现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雷蒙·阿隆的判断，马克思不但是一位社会学家，更是一位特定形式的社会学家，即经济社会学家。阿隆的理由是：马克思的学说认为忽视经济制度运行的理论就无法理解经济制度的演变，撇开社会结构是无法了解一种特定经济制度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将社会形态的更替视为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冲突从而导致变革的产物。他认定，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诞生于封建社会，当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发展了的生产力时，取而代之以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一旦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就是其自身的掘墓人。日本经济社会学家富永健一也有类似的判断，他认为虽然“马克思经济学”本身不能直接被称为社会学，但历史唯物论整个体系提出了一种经济社会学。当代经济社会学家认为，马克思对经济社会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其深刻揭示了人类为物质利益斗争的历史以及具有相似经济利益的社会群体联合起来的方式。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马克思把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当作社会单位去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工资、价格和利润在社会内的运动对特定企业中的资本家和工人形成刺激，刺激的结构进而构成了“生产关系”，这些刺激和压力在生产本身的社会和技术安排（生产力）下还产生出经济的结构和社会结构，从而得以将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变迁联系起来。马克思对经济的社会分析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分析基础之上，应该说开创了从社会关系角度研究市场、商品等经济现象的经济社会学传统。 在古典经济社会学时代，韦伯为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最初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并贡献了研究典范，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流变也有独特的见解，集中体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和《经济通史》等著作中。事实上，韦伯所涉及的经济社会学议题十分广泛，包括中世纪贸易公司、罗马农业制度、经济史与经济政策、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股份制公司、证券交易所等。在社会学的古典时代为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或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还包括桑巴特、涂尔干、齐美尔和凡伯伦等。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经济社会学研究因经济学与社会学重新划定边界产生学科隔膜而一度陷入低谷。但这一时期波兰尼、帕森斯、斯梅尔瑟、布劳、熊彼特等学者的一些著作和理论仍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学的重要遗产。 美国的经济社会学复兴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经济社会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本书非常值得一提，其一是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主编、初版于1992年的《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其二是斯梅尔瑟和斯威德伯格主编、初版于1994年的《经济社会学手册》。这两部著作展现了本学科的多元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汇集了一批重要成果，可视为美国经济社会学专业化和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当前，美国的经济社会学沿着制度、网络、权力和认知等多元视角向前推进理论与经验研究，正逐步恢复其在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跨学科影响。在欧洲经济社会学界，以法国学者卡隆（Michel Callon）为代表的述行学派（performativity school）和以德国学者贝克尔特（Jens Beckert）为代表的市场社会学近年来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与受实用主义思潮影响颇深的北美经济社会学有所不同，欧洲学者多强调比较、制度和历史背景，同时其研究也更多地与欧洲的改革和应用项目联系在一起，彰显出欧洲经济社会学的独特学术风格。目前来看，仍属北美的经济社会学最为繁荣，重要学者和研究团队遍及全美诸多名校，比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等。

二

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虽然直接受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社会学复兴的影响，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学界就开展了大量的经济社会研究。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引介和发展与近代中国的命运紧密相系，救亡图存、倡导新学、了解时局、改良社会是彼时身处时局纷乱中的社会学者们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初衷和使命。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学者们开展的社会调查记录着中国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演化变迁，也催生了一批学术大家和诸多具有深远价值的学术思想。 20世纪初兴起的社会调查运动，促发了众多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学者采用西方调查技术从多个面向分析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受西方列强入侵的影响，近代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遭到破坏，存在数千年的农村自然经济及以其为基础的家庭手工业商品化体制首当其冲。陈翰笙主导的农村经济调查选取江南、河北、岭南、山东、安徽、河南等地，获得了大量民国时期农村农户生产生活情况、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地主—农民矛盾以及西方资本、中方买办和官僚资本盘剥农民的一手资料，是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条件下战时经济、农村经济变迁、土地制度、农业与工商业关系和国际垄断资本运作的珍贵文献。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逐渐破产的同时，城市中与洋行洋车相对应的是大量陷入贫困的城市居民。作为社会调查运动的代表人物，陶孟和与李景汉开展了多个调查计划，推动了对中国劳工阶层个人和家庭的调查。他们在调查的过程中还积极总结、改进、创新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充实了中国经济社会学在劳资关系、工人阶级调查、社会阶层及其家庭消费行为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和农村工业问题始终是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重点领域。吴景超在20世纪上半叶就提出了一套工业化与社会建设的理论，并试图探索出融合“自由”和“计划”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办法。他认为，摆脱当时中国困境的根本在于发展实业（包括工业、矿业、商业、交通业等）、金融机构和都市，而实现工业化则应系统考虑资本、人才、组织管理、利用外资等问题，他还在思考苏联和美国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讨论了战后中国宏观政治经济问题和现代化道路，提出在实行公有制的前提下要保证经济权完全分散以便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兼顾社会主义和自由经济。20世纪40年代召开的“战后经济问题座谈会”和组建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还有费孝通、李树清等社会学者参与。李树清将环境、民族、制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社会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明确了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变革的人地关系、资本积累、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基础。在企业劳工研究方面，史国衡的《昆厂劳工》最早探讨了民国时期进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身份、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劳动方式转变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工业模式变迁的过程。陈达则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全面考察了战时重庆、昆明、上海等地的工业特点、劳工问题的起源发展和工人阶级（包括工会组织）生活状况，提出了劳工阶级“生存竞争”（经济性质）和“成绩竞争”（社会性质）理论，针对当时劳工运动及组织目标等主要问题从劳资关系、社会制度、科学管理等多方面给出了解决办法。此外，步济时、全汉昇在中国行会制度研究方面留下了细致又富有特色的研究。 另一方面，主要建基于家庭手工业之上的农村工业受到国内外大工业资本和产品的直接挤压。以张世文、李景汉为主要代表进行的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分类考察了家庭工业和作坊工业，提出中国的工业发展可以集中建设与分散发展并重，涉及国家命脉的工业应由国家统一集中管理，而事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轻工业考虑到原材料获得、运输、生产生活水平差异和中国小农经营情况等原因则宜分散于各地乡村；工业建设也应从国家、省级、县级三个层次有计划地分级进行，县域建设要试点之后慎重推行。费孝通则更为关注农村工业化问题，其早年对江苏开弦弓村（“江村”）蚕丝业的深入研究一方面注意到了家庭手工业的历史传承性和小农经济的现实需要，同时在家庭手工制丝向缫丝工厂变革的过程中也看到了国外资本和大工业侵袭对转型期乡村工业的颠覆性冲击。这些研究也成为费孝通后续乡村工业化、小城镇研究的基础。与费孝通江村研究形成乡村工业类型对比的是张之毅等开展的“易村”研究，易村以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为主，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工业特点，展现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工农业的结合。综合来看，费孝通、张之毅的研究从农村工业（手工业）的转型发展入手，实际上探讨了农村现代化的结构性基础和基本动力机制，是中国现代社会中组织、技术、资本等要素内在整合的外在表现。此外，言心哲、柯象峰还分别研究了近代中国农民迫于生计的“离村”问题和当时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贫困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学者参与土改运动，了解农业经济中生产经营、贫富差距问题，探讨和关心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基础和模式，为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经济社会改革发出了来自社会学界的声音。社会学虽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但直至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前，部分社会学者仍不同程度地运用社会学视角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和微观实践。吴景超在研究苏联经济模式和苏联领导人思想的基础上为新中国在过渡时期（1949～1956）的社会主义经济总路线（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开展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说明，包括实行计划经济所依据的经济法则，计划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工农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关系以及调整的方向，后续还就“一五”“二五”计划中的资金积累与合理使用、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比例问题作了细致探讨。李景汉和费孝通则重访多年的调查地点并作了新的报告。1981年，李景汉重新整理并补充了1956年在《人民日报》支持下重访北京郊区调查的材料，回顾了1957年正值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农村发展、农民生活和思想情绪。他详细对比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前、土改后的单干时期（1951～1952）、互助组时期（1953～1954）以及合作化时期（1955～1956）劳动力全年实际收入的变化，由此扩展讨论了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关系、生产增加的各因素等内容，重点探讨了高级合作化后农业与副业、工业消费品质量、妇女劳动保护等生产生活问题，为农业化合作和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宝贵记载。费孝通1957年春在开弦弓村小住，较为详细地了解了合作化后农业产值和农副业收入等村里的新问题：农业增产了收入却不高。他认为农村应合理安排农副业（农工业）比例，做好多种经营的统筹兼顾，适合乡村的小型工厂（强调并非所有工业）可以适当分散到乡村以减少成本、促进农村技术改革。针对当时所出现的局部性粮食紧张，他还探讨了生产力提高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工业的实际运作情况。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对经济问题的诸多研究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学科被取消前，对经济进行社会学分析是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传统。

三

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经济社会学伴随着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而发展起来。邓小平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问题，从此开启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大幕。虽然中央确定了发展社会学学科，但无论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学学科，还是各分支学科，将学科系统地建立起来，然后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学术研究工作，殊为不易，都经历了较为艰难的缓慢发展过程。尽管1984年一些学界同仁在天津召开了首次经济社会学研讨会，然而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特别是学术研究整体上来说起步是比较晚的。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费孝通先生著名的《江村经济》视为中国学者首次从社会学角度对经济展开的系统分析。该书是费孝通在英国Routledge出版的博士论文中译本，他在前言中便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可以说从特定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视角出发分析经济，正是经济社会学的主流研究路径。然而，这样的学术传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断了数十年之久，直至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学恢复重建才得以接续。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的孕育时期，全国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开始重建或新建社会学机构，恢复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国外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开始被译介到我国（见表1）。最初引入的是日本学者富永健一、美国学者斯廷施凯姆和斯梅尔瑟编著的经济社会学教材和著作，这对中国学者了解经济社会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基本内容以及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起到启蒙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一些社会学教学科研人员撰写了介绍国外经济社会学理论的文章和体现出一定经济社会学色彩的调查报告。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阶段。经过对国外学说十余年的知识消化、研究和吸收，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学开始较快发展起来，特别是到世纪之交，呈现出明显的提质加速发展趋势。在这一时期，国外教材的翻译出版基本上告一段落，更多的译介工作开始转向重要的研究著作。同时，多种本土的经济社会学教材教辅书籍纷纷出版问世（见表2），当时的青年学者如汪和建等还为构建适合国情的、体系化的本土经济社会学进行了有益探索。据我们的初步统计，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学者编著出版的经济社会学教材教辅书籍为零，但90年代则出版了不下8本。这些教材开始进入大学的经济社会学课堂，为经济社会学的学说普及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经验为本、理论导向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在21世纪之初出现了“井喷”现象。一些扎根本土经济现象又具有一定理论凝练的高质量论文陆续发表出来。当时社会学者研究的主题也是那个年代的经济热点和重点，比如乡镇企业改制、国企改革以及蓬勃兴起的私营经济等问题。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直白的调查报告或将西方理论简单运用到中国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学进入快速发展和提升的第三阶段。承接前20年创建的学科平台和奠定的研究基础，这一阶段出版了更多由本土学者编著的经济社会学教材教辅书籍、翻译的国外经典研究著作，发表了更多厚重的学术论文。经济社会学也成为国内不少重点大学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科研机构学术研究的重点方向（其中上海财经大学还在2003年成立了国内首个经济社会学系），在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固。这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社会学方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在第三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者逐渐不再盲目迷信、追随国外理论，不再过度依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所框定的学术议题，而是更加注重基于本土的经济和社会实践展开研究，并有意识地构建本土化的理论概念和话语体系，彰显了中国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在21世纪初，经济社会学者围绕乡镇企业改制、国企改革、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等做出了许多标志性成果。对一些经典理论也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比如，刘世定、折晓叶、周雪光等基于“产权的社会视角”的一系列研究对产权理论的推进（参见《中国社会学》（第五卷）中的一组论文），李培林、刘少杰等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反思和研究，汪和建关于市场的社会结构提出的自我行动逻辑的社会实践理论。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具有学术潜力的原创性概念，比如“占有的三个维度”、“关系产权”，“产权是一个连续谱”等。研究不仅挖掘了更多“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也更加注重学理贡献，从不同角度提升和发展了相关理论。近年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既尝试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也积极紧扣时代脉搏，与时俱进地拓展了研究领域，并在多学科共同涉猎的交易行为、产权、公司治理、企业战略、市场治理、金融市场、产业发展、政商关系等研究领域提供了社会学的新视角、新证据和新观点。比如，国内社会学界以往未曾涉猎的金融市场也开始有了社会学者的研究。社会学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金融市场绝不仅是企业融资和迅速致富的手段，也是实现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小到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改造、大到中国企业的整体现代化都起着重要作用。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学也加速了其制度化进程，主要体现为专业组织机构的创建与专业会议的常规化。在老一辈学者持续多年努力之下，中国社会学会经济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于2012年正式成立。专业委员会实行任期制，每届理事会任期三年。刘少杰任首任理事长，刘世定、沈原任名誉理事长。全国性专业委员会的创建是中国经济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是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对打造经济社会学的学术共同体起到了显见的积极作用。同时，在北京、上海、武汉、天津、南昌、合肥等地举办的系列专业学术会议，以及从2014年起连续出版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辑刊，不仅助推了经济社会学内部的交流合作，也可望明确研究议题，凝练学科发展的重点方向。此外，由本文两位作者共同主编的《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文集即将出版，该文集一方面，回顾和反映过去40年中国学者在经济社会学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与主要进步，提供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学发展状态、前沿领域、研究视角及方法的交流平台，以期更好地展望和谋划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学；另一方面，希望以此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制度化的学科建设，提升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专业化和本土化水平，并为本学科的人才培养提供学术“养分”。文集由六大主题构成，分别是理论与方法研究、企业研究、市场研究、产业研究、金融研究、发展模式研究，二十多位学者就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前沿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研究，拓展、深化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学科意义。

四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学家奠定了对中国经济展开社会学分析的传统，但当代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并不是以赓续理论传统的方式，而是以转换学术范式的方式接续了中国社会学早期对经济分析的传统。这主要体现在，如果说早期中国社会学家更多地是就经济问题讨论经济问题，现实关怀非常强烈，研究中的对话意识、理论意识不是特别明显，那么，当代学者则更多地强调基于学术脉络的理论对话、理论关照和理论贡献。新制度主义视角、网络分析视角、权力视角、文化视角、述行视角、种群生态视角等较为广泛地被应用于对经济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同时，整合组织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消费社会学、金融社会学等社会学其他分支学科的趋势也逐渐增强。在历经数十年积累之后，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表现出来的规范意识和对话意识更是明显提高，逐步建立起了与西方学界的实质性对话关系。可以看到，正是过去40年一代又一代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才使得中断了数十年之久、根基非常薄弱的中国经济社会学逐渐从一块学术的荒芜之地变成了当前一个十分活跃的学术研究领域，并且其影响范围正逐渐超出社会学学科本身。 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学虽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而且前景广阔，但我们仍需清醒地意识到本学科存在的诸多问题：研究议题过于分散且学术延续性不够强，研究队伍的规模停滞不前；具有学术潜力的原创性概念和本土理论并不多见；前瞻性研究付之阙如，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工智能等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回应时代大问题的研究非常稀缺，比如当前甚少有“一带一路”、中美贸易关系等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同时，技术革新和新经济形态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和人们认知观念的变革将影响全球未来的生产模式、产业分工、价值流动、雇佣关系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经济社会学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亟需加强。此外，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技术与经济的融合（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基于传统金融架构的金融电子化服务），以及技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不同阶层投资者借助移动互联网投资金融市场的不同后果）迫切需要经济社会学者采用综合性、整体性视角对经济与技术、社会的关系等议题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从与经济学的学科关系来看，当代经济学已凸显出“社会学化”的趋势，这一方面体现在经济学越发注重对传统社会学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模型和思路上也在更多地借鉴社会学知识。面对当前困境或者说学科发展的十字路口，要将经济社会学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学既要基于更丰富的现实经验材料对经济现象的主流经济学解释补充更多社会学因素分析，同时也需要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构建上做出新的突破。 一种调侃经济学与社会学学科关系的说法认为，经济学是贫穷社会的学问，社会学是富裕社会的学问。但实际上，无论是物质匮乏时代还是丰裕时代，两门学科都同等重要。作为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互动、交叉融合之下诞生的新兴学科，经济社会学在实践中的价值和作用已初现端倪。未来的经济学与社会学有望通过经济社会学实现互融发展，这门新兴学科将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迎来更璀璨的未来。而经济社会学要真正充分激发其学科潜力与内在优势，需要一如既往地积极回应当今时代重要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紧紧围绕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核心议题，通过加强理论与经验的互动揭示出经济现象中的社会机制，从而为经济领域的微观行为与宏观现象建立起更紧密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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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惠平〕